核心提示：在周恩来的众多著作、论述和讲话中，体现了丰富的廉政建设思想。主要包括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为民谋利的宗旨观；服从大局的权利观；立足实际的发展观；不尚浮华的政绩观；唇齿相依的群众观；一心为公的党性观；无私奉献的工作观；本色不变的廉洁观和惩防并举的反腐观。周恩来廉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来源、历史根据、乡土根源以及革命和现实依据。本刊编发此文，纪念周恩来诞辰108周年，逝世30周年。
周恩来同志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在他的众多著作、论述和讲话中，体现了丰富的廉政建设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深入研究、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廉政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员干部价值关，为民谋利的宗旨关、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培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想信念，倡导廉洁奉公、弘扬清风正气，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周恩来的廉政思想博大精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1、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
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然要求有坚定而崇高的信仰和理想，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资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而在“精神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疾苦为忧，以世界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始终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出发，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根本宗旨和毕生追求，把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人生的乐趣和幸福。1954年2月，他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讲到，“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他的一生都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要为它宣传奔走。”
2、为民谋利的宗旨观
周恩来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生前常说：“要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真正做到了心系人民，克己为民，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惧，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这种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我们党的政治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他对邓颖超和亲属说：“我是总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国人民”，“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一再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同群众甘苦，共命运。”到了晚年，周恩来的胸前总是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就在逝世前，他还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在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时还想到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
周恩来认为，社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既是“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谁要是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那样豪华是不允许的。”
3、服从大局的权利观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
周恩来一生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他总是扮演着用实干而不是靠权利控制和高谈阔论来实施领导的领袖角色。从1928年至1932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导者，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29日，中央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致信中央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必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年10月宁都会议上，他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1935年1月洛甫提出要变换党中央领导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领导，听毛主席话。”表达了党内军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
4、立足实际的发展观
1956年，周恩来针对当时出现的“左”倾冒进情绪，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不能提早宣布实现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这条科学结论，并及时对那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坚决压缩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免遭重大损失。“大跃进”时，周恩来对下面报来的浮夸数字不相信，但苦于得不到实际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找一些能向他说真话的同志个别询问，了解国务院各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向党中央汇报。
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党风不纯，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周恩来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向下乱压任务，给人乱扣帽子，结果是一些人“准备两账本”“看领导颜色说话”。因此，“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5、不尚浮华的政绩观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功绩是那样的伟大，但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认为：“我们每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功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
他曾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己。在重庆时，他坚持不让《新华日报》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有的使馆挂他的像，立即取下，只挂毛主席的像。他坚决不许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旧居辟为他的纪念馆。1955年，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他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对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他深恶痛绝。有一次，周恩来观看密云水库修建规划，当场向有关人员严肃指出，“这个规划见物不见人，没有对几万移民的安排”，要求重新规划。1958年北京市给总理送了一个远景规划模型，一直放在西花厅，其中有国务院办公大厦、各部办公楼的规划。总理明确表示，在他任职期间，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他担任共和国总理长达27年，一直住在西花厅。
邓颖超同志曾对在周恩来工作过的人员和亲属指出：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
6、唇齿相依的群众观
“‘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其实“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在周恩来整个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最不能容忍那些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现象。1955年至1956年间，广西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了几百人。周恩来听了这件事的报告后，心情沉重的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疾苦或关心不够，那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历来主张，不论革命和建设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领导者的工作“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周恩来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制定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自己“不与群众隔离，过集体生活”。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要让大家说话，要不断同大家商量”。他还尖锐地提出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这些话语掷地有声，犹如警钟长鸣，至今令人警醒。
7、一心为公的党性观
周恩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1973年8月23日，他主持召开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指出：“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第二天晚上他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在今天，重读周恩来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然使人热血沸腾。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那些严重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只为自己和小集体谋私利的腐败行为的锐利武器。周恩来言行一致。“立党为公”，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他身后没有儿女；他和邓颖超仅有的5000元人民币，也全部交了党费。
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在周恩来看来，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但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对于亲属的任用，他严格把关。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
他说：“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以责人’，对共产党应该要求严些。”特别对于党的干部更要严于要求自己，因为身为领导，“带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周恩来入党时，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虽然是夫妻，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他知道。”爆炸前一天，总理值班室除了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周恩来逝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姐诧异，“呦，这件事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邓颖超说：“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
8、无私奉献的工作观
“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
周恩来是人民忠实的公仆，也是勤政高效的公仆。他在工作上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一个个不眠之夜，迎来一个个繁忙的早晨，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从不午睡。周恩来规定，从白天到黑夜，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洗浴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疲倦了，就走一走，或是用湿毛巾擦把脸。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就在汽车上吃点干粮。他患癌症后仍然忘我地工作，从1975年3月至9月间，他还和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
周恩来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1966年春节，他对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说：“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
9、本色不变的廉洁观
对于一名党员及其领导者来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风清正起来呢？周恩来曾概括地说：“我们每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老百姓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
他说：要“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铺张浪费的思想”“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曾要求我们党员要过好“生活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际，周恩来一再告诫道：“我们要继续保持和长期发扬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服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建国后，他强调：“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资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周总理是我国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人。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一辆奔驰车，他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就去坐，我不喜欢，我仍坐红旗。”他还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外汇很宝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的橘子。他问清值25元后，让寄去 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周恩来曾给他的亲属定下十条“家规”，要求“看戏以家属身分买票入场、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车子”“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十条“家规”体现了他也体现了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0、惩防并举的反腐观
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反对党员和干部的蜕化，认为党员和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自己毁掉自己，因此，他强调：“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的高尚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他针砭社会上不良现象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时，他说，“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他认为如果不注重预防，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务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领导干部不能说“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1943年他在重庆领导整风学习时，曾结合自己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严格反省，有针对性的写下了7条《我的修养要则》。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等自律要求。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所以，他认为全会“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就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然贻害全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积极主张依法治理贪污腐化，不搞人治，反对“领导人定生死”和“功过相抵”等陋习，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检查室等专门监督机构，强调监督要多元化，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会、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政府机关内部的相互监督作用，协助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批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文件。
1949年12月30日，为了节俭地过好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会议，通过了《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请、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1951年12月，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斗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的去进行的指示》和《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3月，他又连续主持政务院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两个文件，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